全球百年大变局下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压力挑战与应对方案——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21年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天祥 万 悦 易福金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这一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历史节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头”和“重头”在“三农”，基础和潜力也在“三农”。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经济经受住冲击，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这离不开国内粮食安全基础牢固、农业农村稳步发展。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全球政治经贸格局不稳定、不确定的风险与日俱增，基于全球视野探索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全球百年大变局下农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的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21年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简称“2021年会”）于10月23日至24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联合主办，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本次年会适逢中国大学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成立100周年纪念，吸引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外10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并围绕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挑战、新思路、新方案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和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压力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交汇之际，国际政治关系不稳定，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进入多发期，导致农业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陈志钢等，2020；程国强、朱满德，2020），农业国际合作、对外投资、技术交流等的渠道受到阻塞，不仅暴露出国际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脆弱性，也给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带来了重大考验。
（一）全球农产品贸易与粮食安全风险日益加剧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先德研究员在题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全球约有23.7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占全球总人口的近1/3。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场大幅震荡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局势下，全球多地，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的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巨大影响，特别是小农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生计和生活遭到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此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国际粮食援助制度与全球粮食安全目标不匹配，逆全球化趋势与单边主义加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缺乏改革动力和监督与问责机制，这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世界各国致力于共同改善全球粮食安全状况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农业国际合作遭遇受阻风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彪研究员在题为“新形势下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旨报告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导致全球农业经济合作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以中国农业对外合作为例，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于敏副研究员结合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疫情导致众多口岸关闭、航班停飞，全球农用物资和农产品运输受到严重阻碍；二是防疫措施的加强造成全球范围内运输成本显著上升；三是疫情使得企业面临更高的违约、延迟付款和汇率风险；四是大国博弈加剧导致外部投资环境不利，2/3的中国企业境外农业投资项目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50%以上的境外新增农业投资项目暂停。
国际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凸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追求自保而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不仅加剧了短期内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紧张和粮价动荡，而且对市场不良预期和恐慌情绪蔓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全球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影响。南京农业大学蔡庆如等学者的研究表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26日，全球共有69个国家（地区）针对197种农产品实施了3485项与疫情相关的农产品贸易措施。其中，进口促进措施1320项，约占38%；进口限制措施1150项，约占33%；出口限制措施1015项，约占29%，涉及品种包含稻米、小麦、玉米、蔬菜、食糖、植物油等。总体上而言，贸易限制措施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导致全球粮食流通受阻、粮价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且近半数的出口限制措施至今仍在实施，并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未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农产品贸易限制措施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制的情况下，波动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加剧或将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新常态。
（二）高水平开放下中国农业发展难以独善其身
尽管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力地保障了国内的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的市场供应与价格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全球粮食安全严峻、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能够完全做到免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早已不是封闭的农业，而是高度开放的农业，尤其是加入WTO 20年来，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农业已经快速、全面、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经济体系中（朱晶等，2018）。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突破2468.3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其中，进口额达到1708.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额达到760.3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与此同时，中国大宗农产品呈现全面净进口格局，粮食进口量与国内粮食产量之比为1∶5以上，粮棉油糖肉奶进口量相当于10 亿亩以上播种面积的产出（朱晶等，2021）。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愈发紧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程度正在不断加深。
基于此，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彪研究员在主旨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清醒看待当前中国农业高度开放的现状，顺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构建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对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在全球视野下来谋划，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在统筹“两个市场”中保稳定、保增长。
二、夯实内循环根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实践与新思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以国内循环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在农业领域，围绕如何夯实国内循环的基础、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会专家学者从促进城乡融合，完善产权制度，推动消费升级，推进农业产业化、装备化和科技化等不同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
（一）促进城乡融合
推进城乡双向开放，解决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大、要素双向流动不畅等问题，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主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在题为“城乡怎样融合：四市（区）证据”的主旨报告中强调，应该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县城；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此同时，城乡融合应该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融合，包括空间融合、基础设施融合、公共服务融合、社会保障融合、就业产业融合等诸多方面。孔祥智教授进一步通过对山东省诸城市、四川省郫都区、江苏省宜兴市、安徽省桐城市四市（区）的案例分析，从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不同地区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必经之路。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浙江大学钱文荣教授在题为“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融合与乡村共富”的主旨报告中强调，有效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融合，既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下，加速部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融入城镇，以减轻乡村的人地矛盾，从而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让农业经营者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收益的收入，让农村创业者获得应有的利润水平，以吸引懂农业、爱农村、有情怀、有资本、有能力的人才下乡并融入乡村。钱文荣教授认为，未来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既要完善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体制机制建设，也要强化进村人员融入乡村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一是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让乡村出得去；二是要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下乡市民村民化，让乡村进得来；三是要深化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推动农业经营职业化，让乡村留得住；四是要深化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成为创业大舞台。
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布局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前提条件。苏州大学王雷教授指出，安全、稳定、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与供给，是维系社会正常发展的根本，而科学的乡村规划则是上述整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明副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乡村仍然面临公共服务不足、土地废弃、建设过度投入等问题。基于对日本和中国的比较研究，陈明副研究员提出，现阶段中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应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具体来说，一是要科学确定中心地，将县城以上作为中心地，大镇作为辅助中心地；二是要对土地制度进行相关改革，鼓励大城市自建房入市、城郊村盘整入市，放松小城市土地规划管制，探索农村权益“一揽子”退出机制；三是要推动乡村治理体制变革，推进县乡权责重构，将分散居民点划归周边大的村镇进行片区化管理。
推动城市资源要素下乡是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徐志明研究员基于江苏经验的案例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资源要素下乡面临政府与市场合力促进的体制机制亟待健全、农村资产资源市场化的巨大潜力亟待释放、加速农村产业发展的“堵点”与“痛点”亟待打通、乡村宜居宜业的环境氛围亟待提升等多方面的阻碍。他认为，更好地促进城市资源要素下乡，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关键是要突破这些障碍性因素，着重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推动产业下乡，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要推动要素下乡，激发农村要素、主体、市场活力；三是要推动服务下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四是要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城市产业、要素和服务下乡的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
（二）完善产权制度
强化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清晰的土地产权归属和完善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河南农业大学赵明正副教授基于对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系统回顾指出，生产力发展是促进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影响生产效率，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影响分配公平性。中国农业科学院郭君平副研究员针对宅基地确权对农村违法占地建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宅基地确权对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现象兼具抑制发生概率、减少存量的双重作用。南京林业大学高强教授则着重分析了农户承包地退出的路径选择与机制设计问题。他认为，现阶段农户土地退出机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土地财产功能的实现。他认为，应当在“完善制度，坚守底线；依法依规，尊重民意；公平公正，自愿有偿；审慎推进，确保稳定；防范风险，重点突破”的指导原则下，利用好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的窗口期，顺应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历史大趋势，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制度安排。西南大学龚燕玲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并且主要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和补助收入增长，对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较于欠发达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效果更好，欠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持。他们认为，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主要依赖于外部动力，即依靠社会资本或政府补助，依托自身资源实现内生发展的动力仍显不足。西南大学高静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强调，只有将政府的制度统筹能力、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村集体的现代治理能力凝聚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集体”的“三有”协同，才能实现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目标；提升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应当在产权清晰界定的基础上，着力从以下3个层面重点突破：全域统筹联合，提高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多样资源整合，凝聚集体经济的发展合力；生态有效融合，改善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推动消费升级
农民富裕富足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大目标之一。富裕富足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上达到富裕水平，二是生活上要达到富足水平。收入靠产业支撑，生活靠消费体现，产业和消费是实现乡村振兴内生循环的根本方面。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激发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和活力也是十分关键的举措。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在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上仍有较大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肖雪等采用QUAIDS和EASI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显著影响中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城乡居民对粮食、食用油和蛋类的消费量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对肉类、水产品和蔬菜瓜果的消费量则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加，并且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弹性高于城市居民；尽管中国口粮消费在城乡均已达到饱和状态，但对水产品、肉类、蛋类、食用植物油和蔬菜瓜果的消费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除食物消费外，中国农村居民在其他领域的消费需求在量和质上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元化、高档次的新兴消费需求加快形成并积累，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在总量上将延续增长态势，在结构上将延续优化态势。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推动生产方式转型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江南大学商学院王舒等认为，绿色发展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与消费分别代表了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两端，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有助于引导生产领域的绿色化；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以及多元化、品质化、绿色化、享受化的消费需求新特征，生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各种农产品，提供丰富多样的乡村休闲、娱乐、康养等体验服务。充分挖掘农业在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功能性，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效益补偿等途径把这些功能的价值逐步释放出来，让农业在收获物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多种功能的价值（叶兴庆，2020）。这样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且也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更为广阔的操作空间和更为多元的破题思路。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装备化和科技化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还在于提升产业化、装备化和科技化水平，即需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打好种业翻身仗。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对于如何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在本次年会特设的“种养循环与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发展”圆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西南大学李晓阳教授指出，发展山地高效农业离不开“三大体系”，即通过经营体系解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问题，通过产业体系解决市场竞争力不强问题，通过生产体系解决投入产出效率偏低问题。西南科技大学王德平教授以绵阳市为例，认为绵阳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微”循环和“1+N”循环两种不同类型的种养循环发展的成熟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陈良正研究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朱思柱副研究员等强调了因地制宜，结合资源禀赋、区域特色、产业条件、产品特色制定乡村产业发展计划的重要性。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张萌副研究员认为，山地农业发展需要调整五大方向，即调结构、调生态、调品牌、调设施、调科技。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装备化与科技化。就装备化而言，尽管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和装备化发展迅猛，但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大学张宗毅教授指出，目前全国丘陵山区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占比均为三成左右，且是中国重要的粮油糖果茶生产基地。如果丘陵山区的机械化停滞不前，那么，即便非丘陵山区县的机械化程度达到100%，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最高也只能达到81.4%，无法实现2035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张宗毅教授进一步探讨了日本土地改造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启示：一是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势在必行；二是要加强法律和标准建设；三是要加强投入；四是要鼓励农户高度参与。就科技化来说，南京农业大学徐志刚教授在题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与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种业发展”的主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种质资源创新保护、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性。在分析开放条件下中国种业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徐志刚教授提出了做大做强民族种子企业、加快种业领域科技创新的对策思路：完善商业育种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引导种子企业并购重组；促进种子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优质资源、技术和市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营造种业做强的优良环境；强化种子企业的创新主导地位，优化科研经费分配。
三、掌控外循环主动权：粮农治理国际合作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既需要夯实国内循环的根基，也需要高度重视国际循环的影响。面对当前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加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贸易环境，如何进一步升级对国际循环的利用能力、牢牢把住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了相关的可行方案。
（一）深化对外开放与合作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对于农业领域而言，尤其如此。正如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彪研究员在主旨报告中所强调的，农业领域应对当前不利的外部经贸环境，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应当顺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做出主动选择，适应国内供需形势变化进行主动调整，抓住世界农业“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机遇主动融入，推动构建中国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对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要推动农业对外投资贸易一体化，向农业“三链”融合发展转变；二是要推动形成上下联动“一盘棋”工作格局，继续加强财税、融资、保险、通关等政策的协同；三是要积极搭建农业对外投资合作新平台，助力打造企业全球竞争新格局；四是要不断完善信息、法律、人才、科技等公共服务，促进农业“走出去”质量提升，从而更好地发挥农业对外开放与合作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升级贸易风险管控能力
随着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通越发紧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变得越容易，影响变得越深厚（朱晶等，2018）。在农产品大量进口无法避免且可用的边境保护措施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中国应努力提升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资源的掌控能力，通过主动的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分散和化解农产品进口端和出口端所面临的各种贸易风险。具体而言：在进口端，扬州大学曾华盛博士、山东农业大学丁存振副教授等均认为应深入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加强国际粮食价格与进口风险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升级对国际粮价波动等输入性风险的管控技巧，确保即使是突发事件下中国紧缺农产品也能够实现进口的足量和稳定；在出口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徐小俊副研究员结合对中国目前唯一的自贸港——海南的案例分析指出，可以在立足全球分工、坚持错位竞争的基础上，依托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等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与平台建设，推动中国热带农业等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做大做强。此外，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张陆彪研究员和于敏副研究员等都特别强调参与全球农产品产业链建设、优化农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多边协议框架，大力支持优势农产品品牌和企业“走出去”，通过贸易合作、产业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投资布局，提升控制权与话语权，为建立高效、稳定、可靠的农产品进口渠道夯实基础，为带动优势农产品出口创造条件。
（三）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与变革
掌控国际循环的主动权，不仅需要加强对外部输入性风险的管控能力，而且需要主动出击，通过积极参与粮农治理国际合作，创造稳定的全球农产品生产、贸易环境及粮食安全环境。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改革与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先德研究员认为，应在弘扬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基础上，深度参与全球农业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改革与完善，推进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合作，打造全球粮食合作新平台，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市场与贸易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需要在战略和战术层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引领粮农治理国际合作重大议题的设定，升级国际农业谈判和磋商的策略和技巧，推动WTO改革及农业国际规则重塑。在这一方面，南京农业大学李天祥、蔡庆如等分别围绕WTO《农业协定》中国内支持规则的模糊条款和典型判例、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的合规性及其改革方向分析了中国可能的谈判策略和主张；中国水产科学院袁媛、刘子飞等则从推动WTO渔业补贴谈判、优化全球渔业资源配置、促进国际渔业合作等方面阐述了全球渔业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策略。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粮食安全协同治理（朱晶等，2021），通过主动加大农业生产技术和资本的对外输出，合作提升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帮助改善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助力全球农业食物系统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环节，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苑鹏依次做了简要总结。朱晶教授认为，本次年会恰逢建党百年和中国大学第一个农业经济系成立百年，会议的顺利召开意义重大。会议紧扣时事、聚焦主题，议程丰富、版块创新、成果丰硕，充分体现了创新办会、办高品质会的特点。她结合自身研究方向特别谈到，当前农业在国内发展中的“压舱石”地位、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筹码作用日益凸显，基于全球视角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希冀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能够立足平台优势，突出品牌特色，更好地为学术共同体和政府决策部门服务。苑鹏会长强调，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的宗旨和初心是引导会员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她在高度肯定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寄语广大会员和学人要增强学术研究的“四个意识”。一是研究的格局意识，学术研究要有历史纵深感和国际视野；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要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三是学术的批判意识，学术研究需要有思想的交锋和观点的碰撞，要勇于提出质疑，勇于接受挑战；四是服务国之大者意识，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要做顶天立地的学问和研究。
总之，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紧密围绕“全球百年大变局下农业发展新格局”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促进城乡融合，完善产权制度，推动消费升级，提升农业产业化、装备化和科技化水平，深化农业对外开放与合作，升级农业贸易风险管控能力，参与粮农治理国际合作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政策启示，也为今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积累了宝贵经验。展望未来，站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起点上，立足全球百年大变局，如何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优化政策供给来保障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路行稳致远；如何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农业领域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势互补、协调互促；如何精准识别、精确畅通“双循环”的堵点、淤点和痛点，提升对农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利用效能，确保粮食安全政策与贸易政策相衔接、进出口调控与国内供需趋势相协调。学术界仍然需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相关理论和实践研讨，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民福祉的增进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陈志钢、詹悦、张玉梅、樊胜根，2020：《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食物安全的影响及对策》，《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2.程国强、朱满德，2020：《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3.叶兴庆，2020：《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改革》第5期。
4.朱晶、李天祥、林大燕，2018：《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问题挑战与政策选择》，《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5.朱晶、臧星月、李天祥，2021：《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